“這已經(jīng)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國學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誠實并獨立完成申請的整個過程的，但是，他們大多數(shù)會感到，如果不經(jīng)中介機構‘專業(yè)的’幫助，那么，和那些經(jīng)留學中介‘輔導’的同伴們相比，自己就會缺乏競爭力。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動手申請卻被拒的聰明孩子’的故事，他們誰都不愿意成為下一個那樣的孩子。”
2012年6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一名同學拿著已去美國留學的同學照片作親吻狀留影。圖/CFP
2009年，私募基金律師孔道理(Terry Crawford)在完成了一筆20億美元的并購大單后從香港回到北京的辦公室。不久，他決定辭職創(chuàng)業(yè)。這不是孔道理的第一次創(chuàng)業(yè)，早在2007年，他在紐約創(chuàng)辦了一家為出差人士提供機場的士拼車服務的網(wǎng)站Hitchsters，并被《時代》周刊評為當年最值得推薦的50個網(wǎng)站之一。
孔道理和他的太太裘有容。孔道理說在拍攝面試視頻的過程中，大家都會很放松，整個過程是活躍輕松的
這一次，孔道理在北京創(chuàng)辦的公司名為初鑒(Initialview)，他最初的計劃是主打招聘面試業(yè)務。2010年，在一次與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負責國際招生的官員交談中，對方說自己收到200多份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材料，卻無法判斷這些材料的真?zhèn)??？椎览砺犝f后，表示自己的公司可以與該大學合作開展招生面試業(yè)務，可是對方當時婉拒了這個提議。
到了2011年，佐治亞理工學院來自中國的申請者一下子暴漲到1000多名。單看申請材料，幾乎每一名學生都非常優(yōu)秀，不選哪一個都覺得可惜。面對這一選擇困境，那位招生官又想起了遠在北京的孔道理，決定委托他的公司對這些來自中國的申請者進行面試，作為他們進一步篩選學生的參考條件。
佐治亞理工所經(jīng)歷的中國留學申請數(shù)量的激增，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大規(guī)模遷徙運動的縮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國留學人數(shù)一直呈直線上升趨勢，留學總人數(shù)已經(jīng)從2000年的不到50000人上升到2013年的逾40萬。在佐治亞理工成為初鑒的第一個客戶以后，孔道理決定復制這個模式，把公司業(yè)務定位于為美國和英國大學的招生提供面試服務。
“他有太多新奇的想法，每天都有不同的idea，這樣的個性真的很適合創(chuàng)業(yè)。而且他的法律背景在創(chuàng)業(yè)初期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孔道理的華裔太太裘有容(Gloria)畢業(yè)于哈佛大學教育學專業(yè)，她也是初鑒的共同創(chuàng)辦人。經(jīng)過幾年的開拓，初鑒的面試結果目前已經(jīng)被包括哈佛、斯坦福、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在內(nèi)的很多美國名牌大學所接受。
囚徒困境
被戲稱為“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淀區(qū)五道口云集了清華、北大等中國最知名的高校，這些大學也有“出國預備班”之稱。在擁擠嘈雜的人行道、岔路口、地鐵站，年輕的學生們?nèi)祟^攢動，行色匆匆。這里到處張貼著“四六級”“計算機”“托福、GRE、雅思”“德語、日語、小語種”等各種輔導班的小廣告。
初鑒隱身于五道口的一座高樓里，這個只有幾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間，成為不少美國大學“窺視”中國留學申請者的窗口——這樣的“窺視”，是借助孔道理的眼睛完成的，他也因而獲得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觀察中國學生和他們所處的教育體系。
去年年底，孔道理在《大西洋月刊》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學生教會我的關于美國大學招生的那些事兒》，文章描述的，就是他看到的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大學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在文章的一開頭，孔道理就聲稱自己是“這個世界上與中國高中生談話最多的人”。
不同于國內(nèi)大學憑借高考成績“一考定終身”的錄取方式，美國大學引以為自豪的，是他們的錄取標準向來注重對申請者進行全面評估，其衡量因素主要包括幾個方面：SAT(學術能力評估考試)成績、學業(yè)平均分數(shù)(GPA)、社會實踐經(jīng)歷以及一篇自述性質(zhì)的作文(Essay)。除了這些以外，對于海外申請者，還要求有英語能力測試——托福成績，而報考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項目者，大多數(shù)需要參加GRE考試。
在《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中，孔道理引用一位留學培訓機構從業(yè)者的估算：中國的留學申請者中至少有一半GPA的成績都是虛假的。而實際上，這一比例可能更高。很顯然，初鑒的面試業(yè)務賴以發(fā)展的基礎就建立在一個悖論之上——美國大學對來自中國的書面申請材料信任度的不斷惡化。
招生官們需要找到一個途徑來考察申請者真正的實力，對此，初鑒的解決方案是：為留學申請者提供即興的面試服務，整個面試過程被拍攝下來，制作成為10 ~ 15分鐘的視頻短片，在獲得面試者許可之后，這些短片被發(fā)送給美國大學的招生部門。面試過程則通過現(xiàn)場錄像或遠程網(wǎng)絡錄像兩種方式來完成。借助這些面試錄像，美國大學的招生部門可以在短時間內(nèi)評估受試者的英語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并與書面申請材料相對照來判斷其可信度，有助于做出最后的決定。
按要求，學生來初鑒面試時需攜帶事先在公司網(wǎng)站注冊的報名信，但是很多學生卻兩手空空地就來了。工作人員向他們要注冊報名信息時，有的學生回答說“不知道，是中介老師通知我來的”。再細究下去，孔道理發(fā)現(xiàn)，甚至連學生與公司聯(lián)系的郵箱也不是他們本人在操作。
桂淳有十幾年的留學培訓從業(yè)經(jīng)驗，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中國留學生的履歷普遍造假，已經(jīng)遠遠越過“合理包裝”的界線。學校，尤其是“國際班”為了本校學生的出國成功率，會主動配合GPA造假，至于自述性質(zhì)的作文與社會實踐，更是由中介一手包辦。在北京，某中學學生的GPA可以自己隨便填分數(shù)，學校只管蓋章，海淀區(qū)另一所知名中學甚至主動詢問學生：你想填多少分?
桂淳說，國內(nèi)曾經(jīng)舉行過一個“內(nèi)蒙古荒漠化治理”的社會實踐活動。由于環(huán)保的主題在國際上很討巧，因而參加過這項活動的學生在申請大學時會受到歡迎。很快，在中介的主導下，很多學生在申請材料中都寫上自己參加過這項活動。初審留學申請材料的招生官們發(fā)現(xiàn)這個現(xiàn)象后感到很奇怪，后來他們意識到，這是中國學生在模仿之前那篇成功的范文。
起初，孔道理覺得，留學申請當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是中國學生及家長對美國大學的招生信息與操作流程不夠了解造成的。因而，他呼吁招生官們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臺上開通賬號，建立與中國學生直接交流的渠道。對此，一位國內(nèi)留學培訓老師糾正他說：“你錯了!中國學生根本不在乎這些，他們需要的只是中介!”
實際上，即使有公開的信息溝通渠道，而且自身也有足夠的實力，準備出國留學的高中生們也仍然會依賴中介。孔道理訪問過國內(nèi)的一些知名高中，他發(fā)現(xiàn)，很多孩子的條件都很優(yōu)秀，如果自己按要求做準備，他們都有機會申請上美國的大學。而且，條件好的學校往往還有專門的老師負責留學咨詢事宜。但是其中的絕大部分學生仍然選擇使用中介服務。
“這已經(jīng)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國學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誠實并獨立完成申請的整個過程的，但是，他們大多數(shù)會感到，如果不經(jīng)中介機構‘專業(yè)的’幫助，那么，和那些經(jīng)留學中介‘輔導’的同伴們相比，自己就會缺乏競爭力。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動手申請卻被拒的聰明孩子’的故事，他們誰都不愿意成為下一個那樣的孩子。”這就是孔道理作為一名美國人對中國留學申請現(xiàn)狀的觀察。而實際上，讓千千萬萬學生及家長成為“囚徒”的，正是遍布中國的難以計數(shù)的留學中介機構。
根據(jù)中國教育在線《2014年出國留學趨勢報告》中的信息，絕大多數(shù)留學生辦理出國留學手續(xù)時會選擇留學中介。目前留學中介服務費用的報價從1.5萬元到6萬元不等，價格根據(jù)不同留學目的地國、不同層次學校等因素而定。中國留學中介服務行業(yè)的市場規(guī)模至少有50億元人民幣。
美國大學招收的中國留學生數(shù)量及其在學生組成中的占比不斷擴大，許多人感慨，漫步在美國的校園，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中國面孔，仿佛讓人有了一種置身于中國校園的時空錯亂感。今年4月，美國《僑報》列舉了5所中國學生超過4000人的美國名校，其中位列第一的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中國學生總數(shù)達4898人。
“總有一些大學更在乎國外學生的高額學費，而對他們摻水的申請材料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有那些炙手可熱、競爭激烈的好學校才會對任何欺騙零容忍。” 孔道理認為，美國大學對中國留學申請的造假問題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但是他進一步說，“在中國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誠實的申請者都是傻瓜。”
玩轉(zhuǎn)作弊
在留學申請的軟性指標被虛假包裝到極致的情況下，赴美留學申請者繼續(xù)拼下去，就只能拼硬性指標——SAT和托福成績了。也正是因為這兩項標準化考試的成績很“硬”，美國大學招生官們也就越來越倚重于考試分數(shù)。
孔道理說，所謂的全面評估，在美國大學的海外招生中已然形同虛設。“盡管招生官都會說自己要全面考察申請者的實力，但他們在私下聊天時，說到招生情況往往都只提標準化考試的分數(shù)。”美國大學SAT與托福的錄取分數(shù)線由于中國考生們的高分沖擊而不斷抬升，不知不覺中已經(jīng)成為美國各大學在國際招生中一項引以為驕傲的“指標”。
于是，對標準化考試高分的追求就成了中國的考生、家長、留學培訓機構和中介機構狂熱追逐的最后的制高點。
根據(jù)中國教育在線上述的評估報告，國內(nèi)留學培訓產(chǎn)業(yè)已達到約300億元人民幣的規(guī)模。這一市場不再像1990年代那樣，只有幾家、十幾家公司一統(tǒng)江湖，而是迅速擴張。據(jù)桂淳估算，如今，留學英語培訓領域起碼有幾千家成規(guī)模的機構，十幾萬乃至數(shù)十萬從業(yè)人員，其中，以不正當手段幫助考生拿高分從而招徠生意的并不在少數(shù)。對此，他感嘆說，“競爭激烈，魚龍混雜，沉渣泛起，再不改變這一局面，終將形成劣幣驅(qū)逐良幣的惡性循環(huán)”。
在這種競爭中，最極端的手段便是作弊。
2015年5月28日，15名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遭到美國司法部的起訴。他們被指控在2011年~2015年間，涉嫌欺詐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和美國大學委員會(CB)，這些學生通過偽造護照，找人冒充自己參加上述兩機構組織的托福、SAT和GRE等標準化考試，以獲取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地區(qū)聯(lián)邦大陪審團裁定這些中國公民犯有“合謀、偽造外國護照、郵件詐騙和電信詐騙”等35項罪名，最高可能被判處20年徒刑和25萬美元罰款。
2013年，由于被爆有人企圖大規(guī)模作弊，ETS取消了預定當年5月在韓國舉行的SAT考試。2014年，ETS從10月到12月連續(xù)三次接到有考場作弊的報告，從而不得不延期公布在韓國等考場舉行的SAT考試的成績，并取消了在調(diào)查中被確認作弊的考生的成績。當年的涉嫌作弊事件共涉及14個地區(qū)的考點，它們分別位于中國澳門、中國臺灣、新加坡、泰國、韓國、日本等地。
由于ETS并未在中國大陸設立SAT考場，而長期以來，中國考生是這些考場的主要參試者，隨著此次事件中中國培訓機構不檢點行為的曝光，1萬余名中國學生可能受到直接影響。
相比托福、GRE等國內(nèi)有考場的考試，SAT考試比較特殊。雖然SAT被中國考生看成是“美國高考”，可是它卻一直無法在中國大陸境內(nèi)開設考場，于是，一場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考試運動就在近年展開：韓國、越南和香港等鄰近國家和地區(qū)就成了難以計數(shù)的中國考生參加“美國高考”的“主場”。
桂淳曾經(jīng)參加過一場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SAT考試。在考試前兩天，他就收到了一個陌生電話，問他需不需要買考試答案。等他到了考場，才發(fā)現(xiàn)附近酒店已經(jīng)住滿了大陸來的考生和家長，客房一間難求。還有人在兜售答案，價格在3萬~5萬元不等。
桂淳說，這些地區(qū)由于社會誠信度較高，考場監(jiān)管也較松，這就為中國學生作弊提供了便利條件。過去，中國學生在留學考試中作弊還只是個別情況，但近年來已經(jīng)成為一個“現(xiàn)象級的問題”。
吳曉亮是北京某托福培訓機構創(chuàng)始人，這位微博紅人的網(wǎng)名是“無老師”，他分析說，赴海外留學日益低齡化、大眾化。相比上世紀80年代那些因成績優(yōu)秀而獲得海外留學機會的高材生，現(xiàn)在的很多小留學生無論是自身出國動機、學習成績還是勤奮程度，都無法與老一代留學生相提并論，但在現(xiàn)實的逼迫下，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了通過作弊來達成父母為其制定的目標。
水漲船高，導致申請者之間的競爭也幾近慘烈。吳曉亮舉例說，“如果原來你只需要90分的托福成績就能上美國某大學，現(xiàn)在你就必須考100分才有可能進入招生官的視線，如果能考到110分，勝算就更大一些。一句話，因為現(xiàn)在的申請者實在太多了!”
實際上，即使不采用買答案或找槍手代考此類冒險的作弊手段，中國考生們不乏有人通過其他途徑來達到目的。“機經(jīng)”，是備考托福、GRE的學生當中的行話。由于美國標準化考試的題庫范圍有限，考題會規(guī)律性地重復出現(xiàn)，英語培訓機構通過各種手段獲取這些考題并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則因押題命中率高而被考生奉為“機上考試的圣經(jīng)”，簡稱為“機經(jīng)”。目前，通過“背機經(jīng)”來備考已經(jīng)蔓延到仍采用紙質(zhì)答卷的SAT考試中。一名考生說，他曾抱著試試看的態(tài)度從網(wǎng)上買了一套“機經(jīng)”，發(fā)現(xiàn)預測試題八成以上都出現(xiàn)在試卷中。也有學生在考完后感嘆，“啊!這不就是某年某月的試題嘛!我幸虧做過!”
“押題”“做歷年考試真題”在中國司空見慣，是很多培訓機構的“招牌”項目，也是很多學生備考的“必修課”，但實際上，這些行為在美國就屬于作弊。在每次標準化考試之前，考生都會抄一段誓詞，它的內(nèi)容就包括考生不得泄露試題內(nèi)容。
《華盛頓郵報》在去年12月報道當時連續(xù)發(fā)生在亞洲的SAT考試作弊事件時說，“由于設計一套新試題的成本花費昂貴，ETS把先前在美國使用過的SAT試卷再用于海外考場中。”
美國非營利機構國家公平和公開考試中心公共教育主管鮑勃·謝弗(Bob Schaeffer)稱，海外的培訓機構通過他們在美國境內(nèi)的同謀獲取最近的SAT試題，整理出正確答案后用于培訓考生?；蛘?，他們在SAT考試當天派槍手在早于中國時區(qū)的其他考點進行考試，在參考之前的數(shù)據(jù)庫確定當天晚些時候舉行的考試內(nèi)容后，通過手機等為付費客戶提供答案。
謝弗指責CB和ETS說，“他們持續(xù)的不負責任導致亞洲的一些考生通過提前得知考試內(nèi)容而獲得巨大的優(yōu)勢。”
孔道理也表示，ETS的種種弊端在美國國內(nèi)也常遭到批評，但他們對公眾的回應卻是：我們已經(jīng)注意到了，我們正在改善，但具體內(nèi)容無可奉告。
洋高考
“高分低能”是孔道理在從事這一行后學會的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中文詞語。一些美國大學的招生官告訴他，近年來，常有教授向他們反映，“你招來的中國學生怎么表現(xiàn)這么差勁，根本不參與課堂討論，很少和老師交流，成績也不佳，平時只和中國學生在一起混。”但當招生官回去查閱這些學生的申請材料時，卻發(fā)現(xiàn)他們的托福、SAT考試分數(shù)都很高。
作弊問題漸漸浮出水面，令招生官們意識到，標準化考試的分數(shù)也不可完全信賴。因此，一些大學開始對中國學生進行Skype面試，但更多的大學沒有精力和財力對成千上萬的申請者一一面試。這就給孔道理的初鑒公司帶來了生意。如今，他們收到越來越多的來自高中生的面試申請，在高峰時期甚至面試者排隊要排到辦公室外面。初鑒使用一套有專利保護的技術視頻平臺對申請者進行面試，面試官通過與申請者互動式的交談，除了驗證其語言水平外，還對他們的應變能力、個人特質(zhì)等“軟能力”(Soft·Skills)進行考察。
裘有容曾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在面試中，一名學生無意中說出，雖然他是在一所普通中學讀書，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備考托福與SAT，幾乎沒怎么上過學校里的課。“還有的國際班的學生號稱自己修過好幾門AP課程(美國部分高中開設AP課，以使高中學生提前接觸大學課程，AP考試成績成為大學錄取考慮因素中重要的依據(jù)之一)，但當我就其中一門AP課的內(nèi)容向他提問時，他就支支吾吾答不上來了，說自己其實主要還是在學英語。”
裘有容十分痛恨這種瞄準美國大學的應試教育，認為這是在誤人子弟。她認為，除了英語，這些學生在高中三年幾乎學不到任何東西，也得不到邏輯思維等綜合能力的鍛煉。這樣的學生即使通過了標準化考試去了美國，也跟不上大學里的課程。
但是中國的家長卻把孩子上國際班的目標，緊緊鎖定為參加“洋高考”?？椎览碚f，北京一家名校的國際部，精心設置了國際化的課程，請了外教來上課，但卻受到來自家長的壓力，他們質(zhì)疑學校并沒有專門針對SAT和托福的應試課程。由于擔心在競爭中吃虧，這些家長還要讓自己的孩子曠學校的課去外面的培訓機構上課。
裘有容就提議，既然標準化考試問題重重，中國學生花這么多錢走冤枉路，為何今后美國所有的大學不能干脆直接采用中國誠信度最好的高考分數(shù)做為錄取標準呢?當然，她也坦陳，這一理想的實施仍需解決很多細節(jié)問題，如今看起來還十分遙遠。
今年，美國舊金山大學宣布，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者可以不提交SAT成績與GPA，而以中國高考分數(shù)和一個面試視頻作為替代。在此之前，已有伊里諾伊理工大學、楊百翰大學和薩?？舜髮W接受中國的高考成績。
在現(xiàn)實中，無論是把美國的SAT“玩兒”成“洋高考”，還是把中國的高考成績引入美國大學的招生體系，都是幾十年來中國“運動式留學”造成的無奈結果。
對于中國留學申請者形形色色的造假現(xiàn)象，孔道理并不感到太多的驚詫或憤怒，他皺著眉頭反復說，“其實，這些中國學生的處境很可憐，我同情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