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高等教育里，作弊可謂是無處不在。在2015年，達特茅斯學院就因為作弊原因對秋季某門課的64位學生采取停學處分——更諷刺的是，這門課竟然還是道德規(guī)范課!
再上一個學年，喬治亞大學校方管理人員報告了一共603次有作弊嫌疑的事件，其中70%以學生坦白供認告終。
2012年，就連哈佛大學也遇到了同樣的麻煩：學校被迫調查了125位有在政治課期末考試中不正當合作嫌疑的學生。斯坦福大學、紐約州立大學上州醫(yī)科大學、杜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中佛羅里達大學，甚至以遵守學術準則聞名的弗吉尼亞大學都曾在最近幾年遭遇作弊丑聞的影響。而唯一讓我沒有繼續(xù)列舉的原因，是我沒有繼續(xù)在谷歌上搜索下去。
全國性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反映了同樣黯淡的前景。國際學術誠信中心(ICAI，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在對各院校學術不誠信行為的趨勢進行了長達10年的研究后，報道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shù)據(jù)：多達68%的受調查的本科學生承認有在考試或寫作中作弊。就連在研究生的調查當中，也有43%的學生承認做過同樣的事情。
考慮到各式各樣的新科技能夠讓作弊從設法偷答案或在考試中交頭接耳分享答案，變成手指滑動之間的功夫，這些新科技自然變成了人們眼中為愈發(fā)嚴重的學生作弊事件負責的“罪魁禍首”。在一次佩尤研究(Pew Study，由Pew Research Center進行的關于可能對美國或世界造成影響的社會問題、社會態(tài)度和社會趨勢的研究)中，89%的大學校長院長認為電腦和互聯(lián)網該為過去幾十年日益嚴重的抄襲作弊行為負責。與此同時，大學也正利用科技來組織作弊行為，使用各類軟件和監(jiān)控錄像監(jiān)考考試，以及檢查學生寫作中的抄襲行為。
然而唐-麥卡布，一位曾領導過ICAI學生調查多年、現(xiàn)已退休的羅格斯大學教授，卻不那么堅定地認為觸手可得的網絡、電腦、手機等新科技真正提高了學生的作弊率。他的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出了各個因素之間更為復雜的關系：自從互聯(lián)網變得觸手可及無處不在以來，學生的作弊率確實增加了。但現(xiàn)在，學生的作弊率卻正在往前互聯(lián)網時代的水平回跌。
除了作弊率，他的研究還顯示出學生參與度的下降，具體體現(xiàn)在課堂上越來越少的發(fā)言以及越來越欠考慮、膚淺的發(fā)言。因此，麥卡布教授推測，正從整體的趨勢上看，當今學生對學校以及作弊的嚴肅性越來越不關心。
那么，學校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抓到日漸嫻熟且不斷進化自身手段的作弊者，同時從根本上打擊校園內作弊的風氣呢?
其中一個辦法是利用新研發(fā)的科技工具來發(fā)現(xiàn)作弊抄襲行為，如Turnitin。Turnitin是一個在全球大學里廣為使用的網頁服務，它的功能包括分析學生文章，給予學生結構與句式方面的電腦生成意見。
最重要的是，它給教授提供了一個將學生文章中的每一句話與一個巨大的數(shù)據(jù)庫進行比較的評分平臺：該數(shù)據(jù)庫包括了數(shù)以十億記的存檔網頁，幾百萬篇學術文章，以及——可能是數(shù)據(jù)庫最有趣的收集——所有之前通過Turnitin提交的多達3.37億的學生文章。
還有一些發(fā)掘作弊的技術則會讓人感到被監(jiān)視的詭異。Proctortrack是一個搭配上網絡同步錄像可在線監(jiān)視考生的軟件。它可以識別故意癱坐、伸懶腰、試卷燈光照射方向的改變和撿起掉下的鉛筆等潛在的作弊行為。發(fā)明該技術的公司，Verificent Technologies，宣稱Proctortrack這項技術自從發(fā)布以來，已經在多達300，000臺學生電腦上安裝，并已經監(jiān)控過一百萬多次在線考試。
現(xiàn)在流行于高等教育界的其他數(shù)據(jù)實驗也可能對學校如何搜查作弊有深遠影響：現(xiàn)在已經有許多大學正在利用像學生年齡、家庭教育歷史等人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以及課堂參與度等數(shù)據(jù)對學生在一門課程中的及格概率，以及四年內的畢業(yè)可能性進行預測。我們也不難想象，這種對于學生學術表現(xiàn)量化的預測可以被利用與提升對作弊者捕捉的效率和準確度。
許多教授喜歡使用像Turnitin一樣的工具以免去他們花在Google或圖書館檢查作弊抄襲的時間和精力。Turnitin還可以讓學生在交最終稿之前發(fā)現(xiàn)并更改作文中的種種問題，因此還有許多教授將它作為一種教學工具使用。Proctortrack則可以幫助各個院校確保不在學校課室，尤其是在網上參加考試的學生能夠誠實地完成他們的考試。
然而，仍然有一部分人擔心過分依賴電子科技來防范學生作弊等行為，可能會引起學生與學校在電子科技方面的“軍備競賽”。學生會發(fā)明越來越聰明新穎的方式作弊，而學校則會用越來越具侵略性的系統(tǒng)予以回應。
確實，ICAI的現(xiàn)任主任泰迪費世曼也表示，她注意到了科技發(fā)達環(huán)境和各種作弊行為的聯(lián)系。例如，過去的十年，她發(fā)現(xiàn)復制粘貼這種抄襲行為不斷增加。但是現(xiàn)在，自從有了Turnintin這樣的科技，復制粘貼這種作弊行為出現(xiàn)頻率大幅下滑。但同時代寫作弊行為(即花錢請人提供替學生寫文章的服務)呈現(xiàn)了一定的上升趨勢。這種作弊行為在目前的科技基礎上很難被捕捉到。
而且，盡管像Turnitin和Proctortrack這樣的科技，可以非常準確地辨識與期待水平不一致學生的表現(xiàn)，這些科技工具并不能對學生的行為給出細微的道德判斷。特別是在學生的意圖并不明確的情況下，判斷學生是否誠實地完成他們的作業(yè)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簡單地看看威廉姆斯學院信用紀律委員會的個案筆記便可以證實上述說法。在其中一個案例里，抄襲的學生是一位來自海外高中的大一生而且從未被教過引用相關的知識。但是那位學生沒有引用的文章還是被給予了不及格的懲罰。
在另一個情況里，在被同學問到自己的筆記是否對考試有用的時候，一位提前參加考試的學生嘗試用一種“含糊但鼓勵”的說法來回答那位提問的學生。然而回答的那位學生卻因此受到懲罰，評分等級降了一級。
在第三個情況里，一位大一生稱自己并沒有從課本的腳注里引用，因為他認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委員會給了他該項作業(yè)不及格，但是避免了他整門課程不及格的更嚴厲處罰，因為“他真心沒有意識到那些想法在他之前有源頭”。
費世曼同時指出，雖然大部分學生明白作弊與否大概的分界線，但是具體分界卻十分模糊，特別是在釋義和引用方面。“老實說，我參與過很多組老師對于抄襲具體分界線的討論，大部分時間老師們都對這個分界線持有不同意見，”費世曼告訴我。這種關于哪些信息需要引用，哪些信息不用的共識的定義仍飽受爭議。“這個定義太復雜了，”她解釋道，“并沒有一個我們可以確定達成共識的固定的范圍，因為在不同的群體當中這會不一樣。醫(yī)學生當中的共識與工程學生當中的共識很有可能不一樣。”
正是這種模糊使費世曼認為，學校應該采取一種更以人、以學生為中心的方法去解決作弊等問題。“一定要有空間給學生去失敗，”她說道，“一定要在不會影響這個學期及格與否的情況下給學生足夠機會去犯錯，然后得到相關反饋從而改正。”
伊麗莎白-吉斯，艾格尼斯史考特學院的主席，說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其中一個途徑是設立一個學術信用準則。“從根本上說，我們是要建立一個集體成員都注重學術誠信的集體文化。同時也要有評判性的對話交流來加強這種文化氛圍，”她說道。學生手冊里的話同樣也反映了她的理念，“艾格尼斯史考特學校的生活基于整個學校的信用體系這一基石。”
在艾格尼斯史考特以及全美上百所其他院校里，學生要簽字同意一個信用準則，這個簽字也作為學生對在校保持學術誠信的一個承諾。作為承諾和信用的回報，這些學生同樣也得到一些特權以突出集體對于他們的信任。比如在艾格尼斯史考特學院，這些特權便包括可自己安排時間進行不受監(jiān)考的考試，以及在審查其他違反準則的學生的過程中享有領導的角色。
確實有證據(jù)顯示這些信用準則可以抵制作弊行為。行為研究顯示，在考試前被反復提醒對他們的道德期望——例如寫或簽字同意信用準則或是抄寫十誡——會減少作弊的行為。麥卡布的調查也發(fā)現(xiàn)，有設立信用準則的學校比其他院校少將近四分之一的作弊幾率，當然前提是這些信用準則已經成為了這些校園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
在艾格尼斯史考特學院，信用準則轉化成了很多東西：因為違反準則而要遭到調查的學生可以申請一個公開面向整個集體的聽證會。學生運行的信用法庭以及各種參與執(zhí)法檢閱理事會的教職員工、管理員和學生會，在給予處罰前努力使犯錯誤的學生深刻反思自己的行為。
吉斯回想起一個理事會的聽證會。聽證會上犯錯的學生抄了一個隔壁同學不正確的答案，盡管她自己的計算是正確的。“為了給自己的行為開脫，她嘗試為自己的答案給出越來越離譜的解釋。我們要做的，就是讓她在對這件事的反思提供一個突破口。”
費世曼還提到，這些學術界關于學術誠信的討論在學校外也有反響。“我們從各個公司的雇主那兒聽到，當他們雇傭擁有本科學歷的學生時，這些學生非常擅長被動完成別人告訴他們要做的，卻并不擅長主觀分析情況，然后弄明白有什么事需要做。
所以這指出了在作弊這方面，甚至其他學術方面，我們應該給出一系列出現(xiàn)問題的情景，讓學生嘗試主觀分析去解決，而不是一味給出越來越多的被動的條規(guī)來使學術誠信這件事變得更加死板。”
盡管麥卡布認為學生對學校學術越來越不上心，他仍堅信信用準則是大學在打擊作弊的戰(zhàn)爭中最后的救命稻草。“我能想到學生停止作弊的唯一原因便是他們被信任，”他如是說。換句話說，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