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lián)生活周刊》從2009到2013年一共出版了包括英國劍橋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在內(nèi)的五所世界名校的專題，五個專題、五所學校匯合在一起講述大學精神的獨特內(nèi)涵。
追尋大學精神
人永遠超乎他對自身的了解之外。他不是一次性的所是的東西，他是一個過程，他不僅僅是被確定的現(xiàn)有的生命，而且在這個生命中有自由的可能性，并從而在他的實際行動中做出決定：他是什么？——雅斯貝爾斯?
劍橋大學（2009）
劍橋：一個完美的讀書地方
我到劍橋大學的時候正是黃昏，站在劍河邊上，看著幾只白天鵝從遠處飛過來，沿著水面緩緩著陸，姿態(tài)優(yōu)雅萬分。
我頓時心中百味雜陳，原來人還可以這樣活著：在幽靜迷人的后花園找一個安靜的角落遐想一個下午；花三個小時劃一艘小船到格蘭切斯特草地喝一杯蘋果酒，再花上三個小時劃回來；只要騎三分鐘自行車就能到達一個圖書館，可以看到全世界幾乎任何一本書。?
之后的幾年，為了大學專題，我又陸續(xù)跑了麻省理工學院、海德堡大學、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再也沒有遇到像劍橋那樣驚心動魄的美麗。
就像苗煒在他的主文開頭引用的一段話：“這座城市里的每一塊石頭、彩色玻璃、溪流、草地、樹木和花朵都被安排得如此錯落有致，以便于更好地學習。面對這么一座城市，你怎么能無動于衷？”?
出發(fā)之前，主編交代說，這個專題的關鍵是找到劍橋大學的精神氣質(zhì)。?
“美”可以構成一所大學的氣質(zhì)嗎？
我記得看過一部英國電影，講一對情侶走在墓地里，遇到很多有趣的幽靈（比如奧斯卡·王爾德），一起談天說地聊人生。
在劍橋，你會產(chǎn)生一種恍惚感，覺得這種事情沒準兒真會發(fā)生。
800年漫長時光所凝固的智性生活的尊嚴與魅力，提供了無數(shù)平行世界的入口：砸過牛頓腦袋的蘋果樹、拜倫游過泳的池塘、維特根斯坦深愛的后花園、圖靈走過的石板路、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經(jīng)常光顧的酒吧??
校長辦公室的蒂姆先生還特地帶我去國王學院的后花園，那里新豎了一個詩碑，上面刻著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詩：“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蒂姆先生顯然不知道徐志摩是誰，也并不如何欣賞他的詩，但據(jù)稱是一個很有錢的中國人捐錢在這里建的。?
在哈利·波特式的古堡采訪劍橋大學的女校長愛麗森·理查德時，她專門提到劍橋的美，說這種美會滲透到學生的靈魂里，多年后變成他/她的一部分。
那是我第一次采訪大學校長，問了很多大而無當?shù)膯栴}，比如劍橋本科教育的特點是什么？劍橋作為一所大學的核心價值是什么？劍橋在何種意義上仍然是一所英國大學，它與英國作為一個國家的長久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劍橋如何保持與外面世界的距離等等。?
這些問題女校長估計早已回答過一百次了——800年校慶是大日子，當時的劍橋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像我這樣的記者。
但對我來說，在此后四五年的大學報道里反復遭遇這些問題之后，如今重新回頭看她的回答，才覺得深有共鳴。
比如，“大學關心社會正義，也促進社會正義，但它不是社會正義的引擎，也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一所大學的核心價值是什么？它是教育者，是研究者，它通過教育和研究，改變世界思考的方式，改變世界運行的方式。”?
“我們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就來自于日益增長的對大學實際效益的需求，但實際效益的概念往往是狹隘的。”?
“劍橋的本科教育因其深度而享有盛名。這植根于一種思想，即發(fā)現(xiàn)、創(chuàng)新和探究新的領域是以教育和知識為前提的。劍橋的意愿很明確，那就是讓本科生接受教育抵達乃至超越知識的邊界。學習的重點不僅是關于已知的東西，還包括學術研究和發(fā)現(xiàn)，不僅要學習知識，還要培養(yǎng)批判性的、邏輯性的和刨根究底的思維方式。”?
麻省理工學院（2010）
麻省理工：一個讓想象飛翔的地方
?到波士頓的第二天剛好遇上中秋節(jié)，我被邀請參加一群中國留學生的中秋聚會。
一個寬敞的學生活動中心里擠滿了人，還有特地從哈佛趕過來的學生，擺開好幾桌，吃薯片，玩“三國殺”，喧嘩之聲此起彼伏，還以為到了唐人街的中餐館。?
聚會到深夜才散，我跟劉旭沿著查爾斯河散步回家。
劉旭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一位博士后研究員，研究大腦的記憶機制，導師是個日本人，拿過諾貝爾獎。
在淡淡的月光下，他談起自己的夢想、失敗的婚姻、清貧的生活，以及外人看來有些荒唐的工作——每天砍下果蠅的腦袋，后來高級一點了，換成整天看小老鼠走迷宮。
這所大學方圓百里到處是劉旭這樣的博士后，從一個博士后站輾轉(zhuǎn)到另一個博士后站，他們一邊在實驗室里忍受無比枯燥的實驗過程和99%失敗的可能性，一邊心存1%的指望：有一天你有一篇文章在《自然》上發(fā)表了，然后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和實驗室都跑來給你邀約。
要不是他的故事打下了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底色，麻省理工學院的故事就未免太明亮，太未來派了。?
一條查爾斯河劃開美國最著名的兩所大學——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前者遵循英國大學的古典精英教育模式，以培養(yǎng)現(xiàn)代紳士為己任，后者則秉承德國大學模式，強調(diào)研究與動手實驗，把一個手持鐵錘的工人形象與經(jīng)典的手捧書本埋頭苦讀的學者形象并列放在?；丈?。
麻省理工學院的校訓是“手腦并用”（Mind and Hand），其中隱藏著另外一層意思：知識是可貴的，但必須有用。
選擇麻省理工學院作為大學專題的第二站，是因為這一年剛好是它的150周年紀念。
在過去的150年里，這所大學的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編織了現(xiàn)代社會的整個經(jīng)緯：電話、電磁鐵、雷達、高速攝影、復印機、計算器、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GPS、癌癥藥物、人類基因圖譜、激光、太空旅行??我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賦予了這所大學如此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
麻省理工學院的創(chuàng)造力，一方面固然可以從歷史中去追尋，但更快捷的方法則是直接從個體的故事中去找。
當時我的采訪本上記著這么一個問題，每個采訪對象都要例行問一遍：“你所在的學科前沿是什么？對你來說最難的難題是什么？”
這是一種很典型的麻省理工學院思維：尋找世界上最難的難題，然后攻克它。
宇宙、深海、大腦都是人類所剩不多的未知領域，于是你會看到很多麻省理工學院的人扎堆進去。?
在媒體實驗室，我得到一個更有趣的回答——“僅僅為既有的問題找到答案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新的問題。”
比如在媒體實驗室成立之初，人們提出的問題是，怎么讓機器變得更聰明，讓它們像人一樣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但現(xiàn)在看來，他們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怎么利用技術讓人變得更聰明、更強大、更獨立？
所以，媒體實驗室的整個研究方向經(jīng)歷了一次巨大的轉(zhuǎn)向——從原來的“人工智能”轉(zhuǎn)向“拓展人類”。?
University的詞根是universus，意指世界的不同部分相遇之處。所以，大學從一開始就有宇宙論的概念在里面，我至今認為這是大學所代表的最純粹的意義——它是一個世界相遇、討論、生產(chǎn)知識的場所。
在媒體實驗室，這種相遇來得更加激烈、瘋狂和有趣，因為這里崇尚“博學者”——你隨隨便便遇到一個人，很可能精通五個領域的研究;而且，他們相信21世紀人類面臨的挑戰(zhàn)將無法再單獨的領域里解決，而是必須由計算機科學家、工程師、設計師、藝術家、生物學家，彼此互相關聯(lián)，在一種開放互動的環(huán)境中共同解決。?
在亞歷山卓女士（媒體實驗室的媒體負責人）的安排下，我在媒體實驗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參觀權限，以及與研究員自由交流的機會。
我在報道里重點寫了幾位“瘋狂發(fā)明家”，比如托德曼庫弗教授是一個大提琴家，他發(fā)明了100多件不同的“超級樂器”，徹底顛覆了人們對音樂和樂器的固有觀念，音樂可以“騎”出來，“捏”出來，“摸”出來，節(jié)奏可以像土豆一樣地丟來丟去，小孩子可以通過線條和色彩“畫”出復雜的音樂。?
還有赫爾教授，他17歲失去了雙腿，從此致力于發(fā)明比人的肢體更高級的假肢。他屬于我最害怕的那種采訪對象，沉默寡言，每次提問都只有寥寥幾個字的回答。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坐在堆滿了假肢的沙發(fā)上，我問他：“你會不會擔心有一天，有人覺得您的假肢太酷了而寧可砍下自己的腿？”他很冷酷地回答：“這有什么不好？你以為人的身體是進化的終極嗎？”?
你能想象這些科學家在一起合作，我們的未來會是什么樣子嗎？
海德堡大學（2011）
海德堡大學：一個思辨之地 ?
我的書架上珍藏著一本泛黃的素描冊，是在海德堡古城附近的一個舊書店里淘的，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拿出來看看。
海德堡的山川、河流、古堡在鉛筆素描中洗凈鉛華與喧囂，干干凈凈地呈獻在眼前，猶如童話。
在越來越浮躁粗陋的日常生活里，我發(fā)現(xiàn)它有一種奇異的讓人平靜的力量，就像我在海德堡的追尋哲學之旅。?
2011夏天，主編剛從德國回來，對海德堡大學贊不絕口，認為是德國最具詩意的一所大學，于是，定下了我們第三所要考察的大學。這一年恰好是海德堡建校650周年。?
記者魯伊已經(jīng)在我之前去了海德堡，她是追尋馬克斯·韋伯而去的。海德堡是韋伯的故居所在，也是他的心之所在。韋伯則是“海德堡精神”的最佳詮釋者。對魯伊來說，這篇文章大概也是一次有著特殊意義的自我追尋之旅。?
我負責寫哲學。其實，很難說海德堡大學與哲學有什么特殊的淵源，只是那里有一條哲學家小路，因黑格爾經(jīng)常在此地散步而得名。于是，很多人談到海德堡，都會自然而然地談到哲學。?
一個對哲學一竅不通的記者，怎么去完成一個完全沒有邊界的題目呢？
焦慮中，借了一堆哲學書惡補，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雅斯貝爾斯的《哲學入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每一本都讀得我昏昏欲睡，尤其是讀到分析哲學的文章時，更是完全不知所云，自我評價降到最低。
這次經(jīng)歷讓我痛感記者這個職業(yè)的簡單粗暴之處——我們總指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進入一個陌生的領域，將別人耗費大量時間與心血累積的知識，以最簡單的方式打包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至少哲學是無法這樣操作的一個領域。?
當然，要等到了海德堡才明白，才理解，要真正讀懂一本哲學經(jīng)典，是要經(jīng)過艱苦的思維訓練的，絕不是在哲學家小路上散散步就能頓悟的。
在海德堡的哲學系，最核心的學術訓練仍然是在經(jīng)典哲學文本的精讀與討論中完成的。通常是討論課的形式，老師帶領學生閱讀經(jīng)典文本，逐字逐句地講解，澄清概念，疏通論證邏輯。
一本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者笛卡兒的《第一哲學沉思錄》，可能要讀上一個學年，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恐怕要兩年。整個本科學年，不過，三四本書而已。?
幸虧舒可文老師幫我介紹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歌老師。在庫布里克書店里，我用一杯拿鐵咖啡換來了最好的一節(jié)哲學課。
她跟我講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條哲學主線，都是關于現(xiàn)實世界的本質(zhì)的討論。
唯物主義認為，現(xiàn)實由物質(zhì)和能量構成，凡是可觀察到的現(xiàn)象，包括人的思維與意識，都來自物質(zhì)的交互。
唯心主義則認為，現(xiàn)實是由人的心智構建的，若沒有“我”，沒有思維之光，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
德國古典唯心主義（Idealism）中的idea源于拉丁語idere，意為“眼見為實”。整個西方啟蒙的思想都是沿著idere的概念，通過光、事物被呈現(xiàn)、被認知，成其所是的過程。所以，康德說，人的職責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經(jīng)過了一個月的臨時抱佛腳后，我決定擱置那些抽象艱澀的哲學概念和理論，而帶著一個簡單的問題去海德堡。
今天的世界，科學取得了扎扎實實的進步，徹底改變了我們對于世界與自我的理解，而哲學2000多年來幾乎在原地循環(huán)，為什么還要學哲學呢？對一個門外漢而言，這至少是一個誠實的問題。?
我在海德堡重點采訪了兩位哲學教授，凱莫林教授是分析哲學的大家，他的工作是深入到一個個具體哲學問題的邏輯細節(jié)，科赫教授則秉承德國古典哲學的精神傳統(tǒng)（他們一直認為，應該有一門學科，用一個統(tǒng)一的有關世界的圖景把人類所有的知識結(jié)合起來），試圖以“真理”、“時間”、“自由”三個概念為基礎，構建一個宏大的綜合理論體系。
他相信，這三個概念之間有一種深刻的內(nèi)在關聯(lián)，只有在一個綜合的結(jié)構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時間之箭是怎么回事。?
我們在他的辦公室里整整聊了三個多小時，回來后光整理錄音就花了一個星期。
其實，我到今天也沒真正明白他的“時光之箭”的意思，但我記住了他的那句話：通往真理的道路并非只有科學，而關于現(xiàn)實更深的維度，哲學也不是唯一的提醒者。
文學、藝術也試圖從更深的層面把握現(xiàn)實，只不過方法不同——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造的是圖像和故事，而哲學創(chuàng)造的是思辨。他說：“我深深相信，無論以何種方式靠近真實，都是一種巨大的幸福。”?
確切地說，海德堡并不是德國哲學的標志或者高峰，它只是一個“路過之地”。
德國歷代大哲學家如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海德格爾都盛贊過海德堡的美麗，或在這里停留過，但這里都不是他們的歸宿。
就像我以一雙路過者的眼睛，沿著哲學的邊界游蕩了一圈，瞥見了它的吉光片羽，卻無法進入它的森林。?
斯坦福大學（2012)）
斯坦福大學：硅谷的心臟
有一種心理癥狀叫“耶路撒冷綜合癥”，真正的信仰者進入某種狂喜狀態(tài)，他們穿的跟先知一樣在耶路撒冷街頭狂奔，自稱目睹了哭墻的磚石打開，救世主彌賽亞出現(xiàn)。
在斯坦福大學的路上，在加州金燦燦的陽光下，在坐滿了身穿套頭衫、牛仔褲、腳踩人字拖的年輕人的咖啡館里，我覺得這里也有一種讓人瘋狂的空氣，一種類似大麻和搖滾的味道——人們都染上了一種“改變世界”狂熱癥。?
在斯坦福大學，幾乎我們采訪的每一個人都會提到“改變世界”這句話。
從“大一”新生、教授到系主任，每個人都希望用最少的資源，獲取對這個世界最大的影響力。
“如果你問一個問題：你想要影響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許會是：我想影響物理、數(shù)學或者化學。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響人類。”
闕宗仰在斯坦福大學才待了半年，已經(jīng)深受這種氣氛的感染。他是一個臺灣男生，畢業(yè)于加州理工學院，才28歲就已經(jīng)被斯坦福工學院聘為材料系的助理教授，并迅速登上了麻省理工學院“35歲以下創(chuàng)新者”的榜單。?
事實上，我們最初來到斯坦福，就是沖著這種“改變世界”的激情。
斯坦福大學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處于硅谷的心臟，也是整個硅谷的母體，而硅谷不僅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的面貌，而且正在孕育著未來幾十年里更深遠的變化（生物工程、納米技術、認知科學）。
所以，用我們一位采訪對象的話說：“這里已經(jīng)變成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19世紀的巴黎、20世紀的紐約??這個時代，如果你不曾來過硅谷，總難免有種失落感，仿佛錯過了點什么，類似于時代脈搏的東西。”?
很不幸的是，我們挑了一個錯誤的時間來到斯坦福大學——這里實行四學期制，每個學期三個月左右，等我們風塵仆仆趕到時，才發(fā)現(xiàn)剛好趕上一個學期的結(jié)束。
那段時間，我跟蒲實、蔡小川住在斯坦福附近的一家汽車旅館，白天在空蕩蕩的校園里到處找人采訪，晚上狂喝納帕山谷產(chǎn)的葡萄酒，抱怨在這個沐浴在加州陽光之中的校園里竟找不到一所大學的靈魂。?
我們可以把“創(chuàng)業(yè)精神”視為斯坦福的靈魂嗎?畢竟他們的現(xiàn)任校長約翰·亨尼西都說了，“創(chuàng)業(yè)精神是斯坦福大學最根本的精神氣質(zhì)”。
這里發(fā)生過太多傳奇性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谷歌的算法是在計算機科學系幾百米之外的實驗室里寫出來的，雅虎的第一臺服務器就在工學院的教學大廳里擺著，校園里幾乎每一棟教學樓都頂著一位創(chuàng)業(yè)者的名字——蓋茨、保羅·艾倫、比爾·休利特、楊致遠、黃俊生??除了捐錢蓋樓之外，他們還會經(jīng)?；貋斫o后輩們上課、聊天、交流創(chuàng)業(yè)經(jīng)驗。
蘋果公司的設計師會親自過來跟學生們談iPhone的設計，馬克·扎克伯格給他們講當年自己是怎么為Facebook編程的。英特爾的創(chuàng)始人安迪·葛洛夫、思科的前任首席執(zhí)行官約翰·莫格里奇都在斯坦福任教多年。
就在這一年春季，PayPal的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在計算機科學系新開了一門創(chuàng)業(yè)啟蒙課。
校園西邊的沙山路（SandhillRoad）則是風險資本扎堆的地方，號稱西部華爾街，吸收了全世界28%的風險資本。
作為斯坦福的學生，在大學兩英里以內(nèi)，隨時可以找到風險投資公司為他服務。一旦他有一個好的想法，總是被導向“我們能不能開個公司，做點有用的東西出來？”?
“大學的靈魂”或許是一種矯情的說法，但我的意思是，一所真正偉大的大學是否應該有比“創(chuàng)業(yè)精神”更深遠的價值?無論創(chuàng)業(yè)是關于金錢、自由，還是改變世界，它都是一種太過實用性的目標。
難道大學的存在不是為了讓年輕人在一生求知欲最為旺盛、心智最為開放的時間里，得以遠離社會求速成的壓力，自由地漫步、思考、閱讀、交友嗎？而且，“改變世界”真的是一種毋庸置疑的美好理想嗎？隨著技術改變世界越多，對于技術的疑慮也越多。斯坦福在激情萬丈地創(chuàng)造未來，但那個未來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在一個理想的世界里，我可以到6英里之外的谷歌總部采訪那兩位著名的斯坦福畢業(yè)生，問問在斯坦福為他們設計的知性路徑中，是否包含了一種靈魂的教養(yǎng)與道德的訓練，讓他們在設計谷歌的未來時如履薄冰？
或者，我可以坐上前往舊金山的火車，敲開斯圖爾特·布蘭德的家門，請他聊一聊他的斯坦福歲月以及他對硅谷新的科技潮流的思考。
布蘭德1957年進入斯坦福大學生物系，當時的硅谷才初具雛形，他立刻被深深卷入其中，此后半個世紀一直扮演新技術探路者的角色，同時不斷反思科技與人類的關系。
他是一位典型的斯坦福人，極富創(chuàng)造力，高度網(wǎng)絡化，并且心懷天下，三次將所有的財產(chǎn)都捐出來，用于他認為能改變世界的一些事情上。
來斯坦福之前，我給布蘭德發(fā)過郵件，問是否可以去舊金山拜訪他，但被禮貌地拒絕了。他說：“謝謝，有太多事情要忙，也許下次。”?
為了向我確認斯坦福的“靈魂”，文理學院的一位教授給了我一本剛剛修訂好的本科新生通識教育課程方案，封面上是羅丹的雕塑“沉思者”，旁邊印著大大的黑體“Thinking Matters”。
上面列出了35門學科的課程，每門課程都以該學科最重要的問題開始，比如我們關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來自哪里？為什么人類總是為制造與破解密碼著迷？正義如何包含自由、平等與安全的理念？大腦如何運作？
“哥白尼革命”如何影響了科學、哲學與宗教之間的關系？個人的日常行為在什么程度上影響世界進程，個人又如何被世界事件所影響？進化如何奠定地球上生命多樣性的基礎？死亡是旅程的終點，或另一段旅程的開始？
哈佛大學（2013）
哈佛大學：從紳士到精英
?“21世紀怎么才能算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斯坦福大學的時候，這個問題很自然就冒出來了。
那里離硅谷太近，兩種文化之間的割裂感尤其強烈，而按照西方博雅教育的傳統(tǒng)，大學的目標是要培養(yǎng)“完整的人”。
但等到我們真正追尋這個問題的答案，卻是在哈佛大學這一期。?
從2013年開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識教育計劃（Gen Ed），以取代70年代末設計的“核心課程”（Core-Curriculum）。
通識教育是博雅教育的“公共面孔”，是大學主動為一個年輕人的4年求學生涯開出的一張關鍵處方，代表了一所大學對于知識與教育最基本的哲學與態(tài)度：一個人在大學期間應該學些什么？什么知識或方法是每個學生都應掌握的？大學最希望培養(yǎng)的是什么樣的人？尤其是當世界發(fā)生巨大變化時，大學應該如何幫助它的學生應付這種變化？
因為懷孕，這一次我沒能親自去哈佛實地采訪，但哈佛的網(wǎng)站上有一個專門關于通識教育改革的專題，很多教授都從各自的立場出發(fā)，撰文討論這個時代的通識教育應該是什么樣的。
此外，我還閱讀了大量關于西方博雅教育理念的書籍：作者有：艾倫·布魯姆、瑪莎·納斯鮑姆、羅伯特·赫欽斯、歐克肖特、懷海特、杜威、紐曼???
在密集的閱讀中，過去幾年做大學專題時一些混亂未解的思緒漸漸清晰起來。我意識到，無論時代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提出什么樣的新要求，在“博雅教育”的視野之內(nèi)，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必須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與自然的——從而追求一種富有意義的人生。
它要求一種歷史性的視角，讓一個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時一地的現(xiàn)實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蒼蠅”（埃德蒙德·博克）。
這樣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國19世紀著名的詩人和學者馬修·阿諾德所說的“曾經(jīng)被了解過的與被述說過的最好的一切”。
它必須理解整體——人類世界與它的歷史，我們的文化與那些不同于我們的文化，自然世界與探究的方法，量化的與語言的技巧，還有活潑的藝術。?
在現(xiàn)代社會，精英式的博雅教育是一種奢侈品（斯坦福和哈佛的本科生每年的學費都近4萬美元，劍橋也在最近幾年暴漲到9000英鎊）。
記得最初在劍橋采訪時，苗煒對我說：“在劍橋這種地方，你會有一種向上走的欲望。但一回到現(xiàn)實，你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事實上，每次從一所大學采訪回來，與自己的“下坡路”迎面相撞時，我都痛苦地意識到人生的各種局限性，但同時我也一次次告訴自己，突破的可能性永遠都只存在于自身。
讀書求知，這個自我提升的過程也許并不依賴于外部環(huán)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讀大學，而在于這種智識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長久存在于你的內(nèi)心。?
就像大衛(wèi)·丹比，一位《紐約雜志》的影評人，兩個兒子的父親，一個生活寬裕的中產(chǎn)階級，48歲那年卻突然決定回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修習兩門通識課——“文學人文”和“當代文明”。
他跟18歲的學生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閱讀荷馬、柏拉圖、索福克勒斯、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伍爾夫的著作。
這些都是最戲劇性地建構了“西方”的作者，他們的書包含了人的心智賴以獲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也是最直接地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書。
在重讀的過程中，他發(fā)現(xiàn)失落的自我一點一點地蘇醒過來，回到他的意識中；與此同時，這個自我還在擴大，伸展著自己。正如馬斯洛所說，“教育就是讓一個人成為最好版本的自己”。?
